稻盛和夫创办的京瓷、KDDI两家企业都进入过世界500强。他接手的日航仅4个月就扭亏为盈，且利润为当年全世界航空企业中最高。稻盛和夫一切成功的原点是什么？怎么看待在中国持续多年的“稻盛热”？稻盛哲学的核心是什么？3月27日，稻盛和夫的中国代理人兼著作译者、稻盛和夫（北京）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岫云接受正和岛视频专栏《思想烟花》的专访，并从他多年来对稻盛和夫的了解、对稻盛哲学的研究出发，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分享。来 源：正和岛商业洞察 （ID：zhenghedaoshangy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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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国盛和塾能成为全球唯一
我和稻盛先生（以下简称稻盛）认识是很偶然的事情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有机会去日本研修经营管理；回国后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；92年下海创业。2001年，稻盛应邀来天津出席中日首届经营哲学研讨会，有关部门突然通知我参会，并要求我代表江苏企业家讲话。在那之前，我不了解稻盛。在大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《百术不如一诚》。而听了稻盛的主题讲演后，我又写了一篇关于稻盛“成功方程式”的文章，直接传真给稻盛。不料，他把我的这两篇文章都拿到了日本《盛和塾》杂志去刊登。2004年，中日友好协会聘请稻盛做中日友好使者，并于当年4月6日又请他到中央党校讲演。他的讲演题为《致新世纪的中国领导人》。回日本后，他又发表了《实事求是是中国的“国是”》的谈话。我看到后，写了一篇读后感传给他。不料，稻盛看了，很喜欢，把它放在包里，带来带去，并再次在日本《盛和塾》杂志“心之研究”专栏刊载。一年后，他居然邀请我当日本盛和塾的顾问，并当京瓷在中国的企业的顾问。这让我感到很意外。后者我一口拒绝了。不久，我当了日本盛和塾的顾问，但我人在中国，怎么给日本盛和塾做顾问呢？后来，日方给我寄《活法》的翻译版，让我帮忙做校正。此后，我经常参加日本盛和塾的全国大会。我和稻盛就这样建立起缘分来了。2006年，拙作《稻盛和夫成功方程式》一书出版。199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就曾访问过稻盛的京瓷公司。到了2008年，胡锦涛主席再次出访日本前，央视要配合做专题节目，于是他们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凭直觉，你能把稻盛请来。”后来，我果然把稻盛请来了。节目相当成功。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，有关方面希望我帮忙请稻盛到清华、北大做主题演讲。我真的把稻盛请来了，他们很兴奋。稻盛也很兴奋。2009年6月10日晚上，稻盛在北大演讲后，余兴未了，在附近的文津宾馆和我喝啤酒，说：“既然办盛和塾这么困难，我和你搞一家公司，用公司的形式传播哲学思想。”早在1996年，稻盛在中国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后，就希望在中国办盛和塾，传播他的经营哲学。但很多人感到为难，因为叫“盛和塾”，就是把稻盛的名字加上去，这样的研究会很难成立。据说，改革开放以后，成立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都没人敢批，要邓小平签了字以后才敢批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再考虑到当时日本和中国有隔阂，很多人就觉得办盛和塾这事很困难，所以一直没把盛和塾办下来。后来我在无锡成立了第一家盛和塾。其他地方因为有“先入为主”的观念，认为这事办不成，所以“可能”也变成“不可能”了。我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过10年，我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，觉得这是好事，认真去办，也就办成了。我对稻盛说：“既然要成立公司的话，那么我想用你的名字。”想不到他居然同意了。所以在那个晚上之后，我就开始筹办稻盛和夫（北京）管理顾问有限公司，大力推动中国盛和塾的开展。这几年，中国盛和塾的塾生人数一直在增长，中国企业家普遍认可稻盛。直至2018年底，稻盛在日本录了一个视频，要求解散盛和塾，包括中国盛和塾也要解散。因为他和创建日本盛和塾的理事们年纪都大了，所以想结束盛和塾。在看了这个视频后，我利用北京公司董事长的身份，召开紧急董事会会议，并和中方董事赶到日本京都。在会上，我发表了4分钟的发言和半小时的公司汇报，把稻盛感动了。我说：“稻盛年纪大了，由稻盛亲自主持的学习活动终将落幕。没有第二个稻盛，也没有与稻盛水平接近的人。但继续开展学习和实践稻盛哲学的交流活动，不但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好的。只要我们这些人没有私心就行。”我发言结束，稻盛当即在我的讲稿后，用红笔写了两个字——同意，并签上了他的名字。因此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盛和塾都解散了，唯独中国盛和塾就没解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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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盛和松下幸之助的一次“带电”交流
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提倡通过经济繁荣来促进和平和幸福，他还出资兴办了一个“政经塾”，培养政治家。他觉得政治家瞎用钱，预算膨大，还经常超支，缺乏核算收支和经营的概念；企业家辛辛苦苦交的税被他们乱用，不负责任；而且，政治家从来不认错，只会推卸责任，只会花嘴皮子的力气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他创建了政经塾。政经塾起了一定的作用，培养出了一些人才，但是总体来讲，政经塾不是很成功。稻盛很早就学习松下先生的经营思想，他也被邀请当过松下“政经塾”的讲师。但他专注于企业经营，没兴趣参与政治，不具政治色彩。后来，应中小企业经营者的恳切要求，稻盛办起了盛和塾。他认为：“帮助中小企业搞好经营，中小企业的老板变了，干部就会变；干部变了，员工就会变；员工变了，企业就会变。这样就可以间接影响整个社会。”1979年4月，由松下的出版公司PHP牵线，松下先生和稻盛有过一次直接对话。松下是稻盛仰慕已久的企业家。在对话中，稻盛一开始便向松下提出：
“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以后一直萧条、混乱，再加上日元升值等压力，许多经营者感到困惑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这是不是因为没有抓住企业经营的本质，而只是按照所谓‘经营常识’来经营企业所造成的呢？”松下先生说：“您的做法总是比别人领先一步。您是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。您做的事情都是走在时代的前面。而一般的企业都是跟随时代的潮流的，总是落后一步。贵企业从事的都是前人没做过的、新的事业。而我们的事业总是流于平凡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。”
松下先生夸奖了稻盛。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：“我们松下是跟着潮流走的，你是引领潮流的。”
当时，松下很少有原创产品，索尼搞随身听等新产品，松下马上改一改，避开专利，推出类似的产品。然后利用松下强大的量产能力，另外，它的销售网络也特别厉害，所以它赚的钱比索尼还多。索尼就嘲笑它“二番茶”，意思是第一泡茶喝一点倒掉，第二泡茶更好吃”，讽刺松下缺少创新。
而稻盛做企业，所有东西都是创新，包括半导体陶瓷封装、电脑核心零件、民营通信事业、太阳能发电，等等。日本成立了一个太阳能协会。原来，松下等很多企业都参加，稻盛出资最多，是该协会的主席。开始时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火力发电的100倍；后来，石油价格下降了，其他企业就退出了太阳能发电事业，但稻盛仍然坚持，25年后才盈利，一时曾做到世界第一。松下如此高评稻盛，稻盛受宠若惊，连说“岂敢岂敢”。“很多思想，比如，做事一定要抱有强烈的愿望，我就是从你那里学来的。” “我在京都听过您的讲话。大概是在十七八年前吧，我记得是在京都银行举办的讲演会上，听过先生讲的‘水库式经营’。当时，我感觉如同醍醐灌顶……”松下忘记在京都讲过“水库式经营”一事了。稻盛却牢牢记住。稻盛当时对松下说：“您告诉我们，经营要有裕余，要有资金储备。经济景气时，赚的钱不要乱花乱投资，要把一部分资金储备起来。经济萧条时就不会慌乱。这就如同建水库。你强调这很重要。”松下在京都讲“水库式经营”时，企业家们说，他们想知道的是具体怎么“建水库”，要求松下传授建水库的方法。松下先生对此没有正面回复，只是说：“那方法我也不知道，虽然不知道，但必须建水库，首先，你必须这么想！”因为松下答非所问，所以听众哄堂大笑。只有稻盛一个人听懂了松下讲话的精髓。就是 “首先得想”！这很重要。怎么造水库，也就是怎么赚钱，方法千差万别，你的企业有适合你企业的方法，别人当然无法教你。但是愿望是一切事情的开始，企业家要建造水库，首先得有建造水库的强烈愿望。无论如何也要建水库，千方百计去努力，就能建起水库。松下开始时也没有水库，正因为千思万想，拼命努力，才建起了水库。稻盛对松下的水库经营，做了新的进一步的阐述。后来京瓷自有资金雄厚，建起了足以应对任何经济危机的水库，这与松下最初的启示有很大关系。所以稻盛对松下充满感激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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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怎样影响了稻盛？
稻盛曾经讲过，他在盛和塾义务讲学三十几年，讲的内容不过是在为两千五百年以前释迦牟尼讲的东西做注解而已。稻盛哲学还包含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。《孔子》《了凡四训》《呻吟语》《菜根谭》等中的名句格言，稻盛不仅常常引用，而且贯彻实行。对王阳明的致良知，稻盛亦有深刻的见解。有些企业家对王阳明思想感兴趣。我认为，阳明思想当然可以学，但阳明时代没有企业，所以如果需要经营企业的哲学，还是要向稻盛先生学。在基本的理念上，稻盛的“作为人，何为正确”和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是一回事。稻盛说，判断任何事物都有同样的基准，这个基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每个人都可以掌握。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 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。每个人心中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这就是良知。所以对照良知做出判断，同稻盛的“作为人，何为正确”这一判断基准是一回事。第一次听到稻盛讲这个判断基准，就把我感动了。在认识稻盛之前，我没有这样的基准，或者说基准不明确。所以判断事情往往以利害得失作为基准，就是以对自己是否有利，是否有面子，有无风险等为基准。做生意、办企业就是以是否赚钱、赚钱多少为基准。但是稻盛说，判断事物不是以得失为基准，而是以善恶为基准，这给了我强烈的震撼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做人应该正直，不应该虚伪；应该勤奋，不应该懒惰；应该谦虚，不应该傲慢；应该知足，不应该贪婪；应该利己也利他，不应损人利己、损公肥私。大家都知道，但认真地彻底地实践的人却很少。而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，以正确的方法贯彻到底，这就是稻盛哲学的核心，也是稻盛所有事业成功的出发点和归结点。人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。当年，稻盛用他的良知唤醒了日航32000人的良知，也就是用天理唤醒大家的良知。稻盛本来与日航没有任何瓜葛，但在日本政府的再三恳求下，他在退休13年以后，以78岁高龄出任日航会长，不拿一分钱工资。他到日航后是真干的。他下了决心，哪怕缩短寿命也要把日航搞好。看到像他们父亲、爷爷一样年龄的稻盛先生为了日航员工的幸福拼命工作的样子，日航的干部员工们感动了。稻盛都这样了，日航的员工还好意思不努力吗？稻盛把他们点燃了。所以，稻盛到日航第一年，日航就创造的1884亿日元的利润。这是日航60年来最高利润的两倍，在全世界727家国际航空公司当中排第一，而且是遥遥领先的第一。西方科学发达，在数理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具体规律的发现发明方面领先。但在天理良知，在有关宇宙人生根本规律的探求上，在正确的为人之道上，稻盛强调要向中国的圣贤学习。拯救日航，不是靠什么科学技术，或所谓科学管理。是稻盛哲学拯救了日航。而稻盛经常强调，他的哲学追根溯源，是来自于中国圣贤的教诲。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具体规律，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。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，以及中国文化对稻盛的影响，等等，在刚出版的我的新书《稻盛和夫与中国文化》中有详尽的论述。
小程序，，，实事求是，心纯见真，稻盛和夫与中国文化！
与中国圣贤文化有深刻渊源的稻盛利他哲学，不仅是正确经营企业的哲学，而且是救世的哲学，是“拯救人类的哲学”。科学技术是双刃剑。汽车是科学的产物，但弄得不好，污染不也来了？核电是尖端技术，但是一次重大的核辐射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。稻盛讲的利他哲学和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一个东西，这是东方文化。它是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东西。稻盛先生认为，所谓“科学”，实际上不过是针对物质文明而言的“科学”，而精神科学，即对于意识和心的研究，还远远不够。科学甚至还不能解释麻醉的机理。即使已被科学证明的真理，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可能被否定。因此所谓科学，不过是“现阶段所认知的范围内的事实”。它既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一切事物，也不代表唯一的真实。只有讲天理良知，讲作为人何为正确，实践利他自利的哲学，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敬。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的共同体，更是自利利他的理念的共同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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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盛和夫应该成为日元纸币头像
截至今年春节前夕，稻盛所著的《活法》一书已经创造了出版奇迹，虽然日本只卖了100多万册，但中文版卖了500多万册。像这类谈人生哲学的书籍，10年畅销500万册，平均每年50万册，据我所知，在最近10年内，这恐怕是唯一。稻盛先生说，《活法》之所以在中国特别畅销，他的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能被广泛接受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古以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追求正确的为人之道，追求做人应有的姿态方面，中国人最为真挚。而在我看来，除了“墙内开花，墙外香”外，还有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差别。中国人有英雄情结，比如中国许多人崇拜关云长、诸葛亮、毛泽东这样的人物。而日本是一个岛国，岛国人有狭隘的一面，有妒忌心，所谓“出头的桩子挨打”，弄不好就会“枪打出头鸟”。有时候甚至“鸡蛋里找骨头”。比如，稻盛在创建第二电电（现名KDDI，是仅次于日本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，进入了世界500强），类似中国联通一样的国家规模的通讯事业时，有人说他是要出风头；他要搞“京都奖 ”即亚洲诺贝尔奖时，有人说他是做秀、卖名气。但稻盛坚持“为世人为社会做贡献是人最高贵的行为”这一信念，几十年来一以贯之，最终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、信任和尊敬。从企业规模来讲，日本还有丰田、松下等大企业，比京瓷公司大的企业不在少数。但在稻盛直接领导时的京瓷，利润率很高，最高时接近40%，而日本有代表性的电器企业利润率只有5%左右。另外，稻盛第一个举手参与通信事业，挑战巨人NTT(日本电话电信公司)，要创建第二电电，这就得罪了某些政治势力，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拼命攻击稻盛和京瓷公司。一时搞得满城风雨。但稻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，带领京瓷和第二电电不断取得新的成就。这些年，日本的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一直是福泽谕吉。他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人物，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。他不是政治家。日本人不太看重政治家。政治家选谁就选谁了，换谁下去就换谁下去了，一般日本民众不太关心。
下一版的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，据说已确定为涩泽荣一。他是日本现代商业之父，但在思想哲学方面，他和稻盛和夫相差甚远。我们曾开玩笑说，再下一版的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应该把稻盛选上去。这也需要专家学者写文章，要造舆论，这其实也不难。但是到时候可能纸币用不上了，但我相信，作为科学家、企业家和利他哲学家的稻盛和夫，一定会成为留名青史的人物。
